在贡斯当看来，新王权是一种超脱于三权的调节性权力，其核心功能在于监督三权各负其责，维持宪法秩序的平衡，这显然构成了欧陆违宪审查的一个重要面向。

第三，尽管如此，美国的成文宪法还是给马歇尔大法官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即具有最高地位的宪法在文本上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审查权。被告陈晓琪在中专预选考试中落选，但却在有关方面的违规操作之下冒名顶替齐玉苓领取了《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并于199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

在近来的论文中，张千帆教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选择适用说的理论论证并用来批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取向，参见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5）。施米特将贡斯当的学说称为关于中立性、斡旋性和规制性权力的特别学说，属于市民法治国的经典学说，并回顾了这一学说在德国国家法学说史（如施泰因、耶利内克、巴勒泰米、特里佩尔等[27]）以及19世纪的宪法史上的重要影响——19世纪所有宪法中对国家元首（君主或国家总统）之特权与权限所列举之典型目录，都可上溯到该学说。真正将普通法条理化并带入现代世界的人是布莱克斯通，其《英国法释义》完成了英国普通法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并奠定了英国普通法教育的基础模式。和其他机构一样，法院也受到宪法的约束。[14] 关于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参见[美]拉里·克莱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难道制宪者会说，在行使审判权时，可以不考虑宪法吗？对起因于宪法的争议，不分析与其有关的文件就做出裁判，这是否有点放肆？因此，在某些案件中，法官必须考查宪法。转型国家模式之选择理由大多基于殖民历史依赖性和政治重建的功利心理，在深思熟虑上不够自主与充分，在制度组合上出现了在参照欧美主流模式时的叠床架屋、思路不清晰、左右摇摆的倾向。第 5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至于社会安全制度，系指为因应现代社会成员所可能面对的疾病、伤害、老年、残废、死亡、职灾、失业、照护需求、家庭过度负担、贫穷等社会风险以致造成生活短缺之社会保障体制。五、结语社会宪法在整体上构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构、发展的根本法基础，其中的社会权利规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即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是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宪定条件，除此之外，宪法并没有设定其他差别性条件，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结构所遵循的城乡差异和身份差异，显然违背了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28] 马岭：《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6 页。

以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为例，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关于社会救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对救助对象的歧视性或惩罚性规定，造成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间接侵害。[23] 《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 2009 年)。

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26]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酿成了社会保障资源长期以来严重的分配不公，造成了城乡严重的社会隔阂与身份歧视，阻碍了社会保障一体化与城市化的改革进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其中的社会指除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或组织之外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庭甚至个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是关于我国国体的规定，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其中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涉及最根本的社会发展政策，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主体极其广泛，行政规章甚至政府的红头文件都在实践中发挥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司法解释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立法的作用，可以说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上述制度是否合宪则应接受社会宪法的审查。目前世界范围内自由权利与社会权利在保障程度上的差异说明了这一点。[28]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则意味着人权的根本性，而获得物质帮助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权则应该获得平等保护。如我国广受诟病的城市与乡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近年来正逐渐得到修正，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救助制度正逐渐实现。

来源：《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社会宪法 制度性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中多次提到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共同责任。

[7] 参见前注[4]，郭明政文，第 314 页。体现了权利的不可分割性。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当社会发展对某类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时，宪法上的社会权利规范就自然塑造了制度成长的宪法空间，从而极大地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第 14 条中所使用的合理、兼顾、逐步、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等词语给予了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第 5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一） 国家性质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条款我国宪法总纲第 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宪法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基础上，社会生活被认为是私人自治领域，不受国家干预，社会宪法规定属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如社会基本权。如我国 2006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 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保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10] 参见孙凌：《论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的证立——以末列举宪法权利证立的论据、规范与方法为思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年第 5 期。[29] 前注[26]，林毓铭书，第 24 页。

[16]在权利不可分割观念的影响下，对经济社会权利的救济开始加强。[22]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中普遍规定因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不予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

其次，社会宪法注重对社会生活的调整。[12] 郑贤君：《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载《浙江学刊》2009 年第 1 期。使公民的获得物质帮助权获得实现的行政给付，在构建和谐社会、保障民生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范围日益扩张，实施日益完善。[5]狭义的社会宪法则以与社会安全制度或社会法[6]有关的宪法规定为范畴。

部门宪法的解释学进路，在目前阶段优于对某一宪法文本进行孤立的学理解释或立法解释的进路。[26] 林毓铭：《社会保障与政府职能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9 页。

为企事业组织设定社会保障责任则可能侵害契约自由等。注释:[1] 《浙江学刊》2008 年第 2 期郑贤君教授所撰写的《社会宪法与社会法》乃是迄今唯一以社会宪法为题的文章。

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上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14]而 2000年 12 月 7 日，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签署和公布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第三代权利融为一体。

[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以社会救助为例，社会救助的对象是无收入、无生活来源、无家庭依靠并失去劳动能力，生活在贫困线或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的个人或家庭，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不幸事故的人。对社会宪法的理解主要是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但也有人从价值法学的立场出发理解社会宪法。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含其他类型的歧视性制度安排。

第 4 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各地近年来制定的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办法中普遍规定了因赌博、吸毒等参与非法活动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的家庭不能成为临时救助的对象。

社会权利的上述特点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使其无法获得基本权利的地位，但社会权利最终被大多数国家确认为基本权利，则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宪法正当性。社会政策目标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如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为这一观念的实践，联合国1986 年 12 月 4 日正式通过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宣言》申明： 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全面发展的历程。[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要职责，http： / /www． mca． gov． cn/article/zwgk/jggl/zyzz/，浏览日期 2012 -04 -02。